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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矫治与分控:社区矫正机能三重性辩证及其展开(2015年16期)

2015/11/27 16:25:23      点击:
【作者】 李川; 
【机构】 东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 社区矫正机能存在矫正理论一元化与实践需求多元化的脱节而亟需辩证更新。传统的教育矫正论有发生学合理性,但效果不彰,并引发公正性危机而引起理论批判。经反思后形成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保护需求下的正义修复以及处遇规制化影响下的规范矫治和风险管理推动下的分流监控相结合的复合机能论,该理论对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形成借鉴。机能辩证关系中,修复与矫治存在应报与防范的互补,而分控有风险管理的独立意义。在广义的风险语境下,三机能各具特色应当兼顾;而在机能竞争时,根据风险紧迫性形成分控、矫治、修复的先后择序。制度展开中,复合机能对社区矫正关键机制起决定作用,因此,风险评估具有外控内矫的双重目标;禁止令需考虑防范、改善与被害保护的择一或复合标准;中间刑的借鉴基于机能导向,应保证多元方案与动态适用。 
【关键词】社区矫正;正义修复;规范矫治;分流监控;

【正   文】本文摘自赤峰学院学报杂志2015年16期,本文整理发布


      《刑法修正案(八)》和两高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厘清了法律地位和基本程序,从而实践中得以迅速铺展。然而,在规范和实践快速发展的背后,一个指涉矫正质量和制度成效的基础问题却亟待破解,即社区矫正的处遇目的和运作机能应如何科学的定位展开。在此问题上,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脱节和理解误差:与理论界相对执着于特殊预防一元论及犯罪人矫正研究相对照,社区矫正作为面向复杂社会开放式处遇的行刑制度,实践中面对的却是多元主体的多重诉求和疑难问题需要化解;诸如社区对服刑人员危险的担忧与融入排斥①、被害人得不到妥解的正义和补偿需要、矫正工作者对矫正效果参差的无解和脱管的无奈②等实证难题都无法简单用特殊预防理论一言蔽之。这标明理论界对社区矫正机能的认识过于单一,缺乏能有效的回应实践需求的科学机能范式。易言之,在新世纪风险社会及管控、他者刑事政策③、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保护等社会和司法新生理念制度背景下,上世纪中期定型的矫正预防机能论已难以适应我国社区矫正的情境变迁和实践发展的需要,社区矫正研究需要根据实践需求和理念更新、辩证的发展科学机能理论,进而推动社区矫正的制度创新,满足实践需要。

一、后矫治时代社区矫正机能的发展谱系当下理论及其影响的实践理念对社区矫正的机能仍持传统矫正预防的一元预设,认为区别于监禁刑强调报应惩罚和威慑预防目的,社区矫正以特殊预防目的和教育矫治模式为其制度着眼点,希望通过对人身危险性较轻的可矫犯罪人实行开放式处遇和社会化行刑,有效恢复其社会融入复归能力、防范再犯可能。④受此目的决定,社区矫正在运行逻辑上采用个案评估处遇的医疗模式,根据不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量身定制个殊化矫治改造和社会参与方案,消减其再犯可能性,从而无害复归社会。⑤这种观点在发生学意义上有其合理性。社区矫正制度肇始于晚近兴盛的实证犯罪学特殊预防和社会防卫理念:诞生背景是基于惩罚威慑的监禁处遇在实现特殊预防目的时困难重重:交叉感染、社会剥离和犯罪标签等问题导致犯罪人教育矫治效果低下、无法有效融入社会而再犯率高涨。⑥二战后发展出新派教育进路和行刑社会化模式针对性的缓解了上述监禁刑的改造压力与矫治弊端,并顺应了刑罚轻缓化的人权保障需求,成为有效控制再犯、实现特殊预防目的的最优监刑替代方案,在发达国家渐成勃兴趋势。可见,社区矫正是专门为了达成有效矫正机能而采用的制度设计。此后,社区矫正更是占据处遇主流地位⑦,标志着矫治主义的刑罚论述形成从行刑思维、机制、结构到运作实践的话语霸权,而与矫治论述相背离的报应、威慑等理念都被认为是落后的刑罚观而遭到蔑视与排斥,世界刑事司法处遇进入矫治至上时代。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社区矫正在刑罚史上的演进逻辑并非就此戛然而止,面对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矫正与复归理论的猛烈批判⑧,社区矫正的机能观并未盲目锚定于矫治预防理念,而是随着社会观念、刑事政策和刑罚学理的剧烈演化在制度反复和理论反思中辩证嬗变,逐渐向正义修复、规范矫治与分流监控的复合机能论方向发展,社区矫正逐渐进入关注多元功能的后矫治时代。而这一后矫治时代的谱系展开,与21世纪前后被害人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兴起、自我与他者犯罪学的并立、风险社会观和标定管控技术的流行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受此影响,社区矫正的许多新兴成熟机制如风险评估、资格褫革和中间刑罚都不再简单的仅出于特殊预防目的,其运作逻辑随着时代背景的复杂和预防目标的多元化而逐渐复合化,教育矫治也只是所考量的机能之一。而要厘清这种复合机能论的形塑,就需首先溯源70年代的特殊预防和社区矫正大批判,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批判性反思的三种进路,社区矫正机能走向了复合型发展的道路。
(一)社区矫正机能多元化的演进逻辑单以特殊预防理念支撑发展的社区矫正行刑模式虽在二战后就在发达国家普及勃发,却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实践中,一是社区矫正相对随意的处遇措施和缺乏标准的不定期释放引起对行刑公平和处遇正义的广泛质疑⑨;二是以再犯率表征的改造效果远未达期待,许多实证研究都标明社区矫正效果有限,如著名的马丁森实证调查认为矫正对减少再犯几乎没有帮助,社区矫正的改造效果甚至不如监狱瑏瑠;三是犯罪率的高涨和矫正中再犯使得社会对社区矫正开放式处遇之安全性产生疑虑,安全防护和惩罚正义重新回归公众的期待重点。与社会质疑相呼应,理论界对社区矫正亦危机意识弥漫,从三个主要方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第一种进路强调刑罚正义,认为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刑罚处遇存在不公是忽视了刑罚对已然之罪的报应本质,社区矫正仅以未来再犯可能性决定处遇措施存有缺陷,处遇方案也应考虑对已然之罪的均衡与应报(justdeserts),而不应过度偏离,以保证实现刑罚自身的公平正义本质。瑏瑡第二种进路仍然固守特殊预防目的观和行刑社会化逻辑,认为社区矫正预防效果不彰和措施非公平性的原因并非在于社会处遇方向本身,而是医疗模式造成的危险评估和矫治技术缺乏相对明确的规则所致。与定罪量刑的规范化不同,医疗模式的个殊矫正策略要求“诊断式处遇”(theClinicalTreatment),依靠司法专家经验确定个别处遇方案但无有效规则参照,这一方面导致了司法专家自由裁量权过大,矫正质量因人而异;
另一方面对矫治的行为认知和心理学观点差异导致了矫正标准千差万别,“同案不同矫”和过早复归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当务之急是统一矫治理念,确定抽象和普遍适用的危险评估与矫治规则标准,确保矫正规范化。第三种进路则回应社会的公共安全期待,强调社区矫正最急迫的要务不是矫治,而是根据罪犯再犯危险确定适度的隔离防范措施,将宽泛处遇与严密监管结合起来,这是对矫正中犯罪危险的直接管理,必须优先于矫正效果而独立考量瑏瑢。这三种理论进路所体现的处遇目的远远超过了社区矫正传统的特殊预防一元论意义,体现了各自独立分化的矫正机能发展趋向:第一种进路要求社区矫正也应表达传统的惩罚正义属性,以满足社会的正义需求和恢复社会的公正期待,处遇措施应体现应报正义和社会修复机能。第二种进路认为教育矫正和社会处遇的行刑方式都具合理性,问题在于传统特殊预防秉持的个别化逻辑缺乏规范性而导致矫正失衡,因此,应通过人身危险性评估及处遇的抽象标准化实现规范矫治的机能。第三种进路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对犯罪人的内在改造之外,更要重视犯罪人危害社会风险的外在监督隔离瑏瑣,因此,社区矫正应具备风险监控机能,通过对犯罪人危险的动态监控,随时调整适当的再犯防范措施。在此后的社区矫正演变过程中,正义修复、规范矫治、风险监控三种机能趋向及其影响的运行逻辑不仅在理论上各自形成相对完整的论理模型,在实践中也交错融合地形塑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发展方向,现代社会矫正制度的新兴机制如中间刑、风险管控、资格褫革等无不体现了三者的辩证影响。
(二)具备三重特征的复合机能论已成为社区矫正研究不能忽视的理论基因源头。借鉴与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一体化演进、处刑与行刑认识同步发展的模式不同,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具有处刑与行刑分阶发展的独特性,是在已有缓刑、假释等监外处刑制度的基础上,基于对监禁刑的过度适用和惩罚性的纠偏以及对监外处刑适用和改造效果的扩展,而将社区矫正作为监外行刑方式引入的。然而这一特点从两方面造成了对社区矫正机能认识的狭窄化,我国社区矫正机能研究因此形成强调特殊预防的一元论:一方面,分阶发展将处刑机能和行刑机能相对区隔,社区矫正作为行刑制度处于对缓刑、假释等处刑制度的机能补足角色,在缓刑、假释已有惩罚报应等机能内涵的情形下,社区矫正仅应关注原有处刑中相对不足的矫治预防机能;另一方面,就行刑模式内部而言也出现机能分离,社区矫正是作为与监禁行刑相区隔的纠偏制度出现的,在机能上便自觉与监禁行刑所强调的惩罚性与监管性保持泾渭分明,以凸显其制度的独立意义,由此造成了对特殊预防的绝对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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